2017-08-12 來源：學邦技術
多個部門聯合摸排發現，上海目前近7000家各類教育培訓機構中，“有證有照”的約占四分之一，“無證無照”的有1300余家，其中500余家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開展學科類和學科延伸類培訓的機構，已進入逐步關停階段。
近日有記者發現，盡管一部分培訓機構已開始按規定關停，家長們對此卻并不“買賬”。有的家長在培訓機構建議下，轉戰網絡課程；有的家長拿到退款后，立馬報了其他未被查封的培訓班，繼續“拔高”；還有的家長干脆直接上網找名師，送孩子上門進行一對一“拔高訓練”。
培訓班是關停了，家長給孩子“拔高”的需求，卻怎么也關不住。
“拔高”需求旺盛
K12(kindergarten through 12 grade)教育培訓市場，在中國是一塊巨大的“肥肉”。200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就顯示，校外培訓市場規模約為3000億元。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2011年對北京、南京、廣州等8個城市4960個義務教育階段家庭進行調查。調查顯示，這些城市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養育子女費用總額的76.1%，占家庭經濟總收入的30.1%。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長，明顯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長，也快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在某種程度上，這源于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持續投入教育的“熱情”。
案例：李女士的兒子今年秋季將從小學2年級升至小學3年級，出于對3年級學習進度極快的“恐懼”，這個暑假，她給孩子報了語文、數學、英語三門“拔高課”。至于培訓機構，她明確告訴記者，“根本無所謂有沒有資質?！?/span>
事實上，兒子從進入幼兒園大班開始，李女士給孩子報學科類培訓班，就從來沒有關心過資質問題。
這一次，兒子所在的一家英語培訓機構“中招”了?！巴饨炭赡軟]什么教學資質，機構價格比較便宜，屬于小作坊型，就被關停了。”那天，李女士按照機構短信提示，辦理了退款。
但她發現，還有的學生家長選擇了“不退款、上網課”的方式。
與此前滬上多家媒體報道的“無資質機構轉戰網課”的情況不同，這家培訓機構的輔導老師告訴記者，網課只是機構為了給家長多一種選擇推出的“權宜之計”，“我們也在與主管部門溝通，以求盡快獲得資質?！?/p>
記者同時確認，這家機構在網絡授課平臺開設網課，并未被要求提供“授課資質”證明。
在上海，小學、初中階段入學均遵循“就近入學”原則，適齡學生可以根據戶籍所在地就近進入本片區所對口的公辦學校就讀。同時，上海的民辦學?？梢栽诠k招生前，提前通過“招生面談”錄取學生。
為了選擇更加優質的民辦學校，上海的幼升小、小升初家長不斷通過“拔高”學科類課程成績，來增加入讀民辦學校的籌碼。這也是各類培訓機構“市場需求旺盛”的根本原因。
“管它線上線下，也不管它有沒有資質，只要老師教得好，我就付費?！币笈康暮⒆咏衲陝倓倕⒓油旮呖?，順利進入上海一所“985”高校的熱門專業就讀，她總結出的“真理”是——盡量參加一對一、一對多的線下課程，“直接到老師家里補習，工商、教委都查不到”。
只有四分之一“有證有照”
“拔高”是目前上海幼兒園、小學、中學學生家長的“剛需”。為了滿足這一需求，很多帶娃時間有限的家長，不得不選擇“家門口的好培訓班”，來搭配“家門口的好學?！薄?/p>
上海市教委近年來在打造“家門口的好學校”上傾盡全力，在義務教育均衡方面全國領先。上海的每一所公辦學校，教育教學水平幾乎都差不多。
但在上海，同時存在一批“牛得不得了”的民辦學校。上海家長群體流傳這樣一句定律，“小學、中學不上民辦，大學上民辦?！蹦呐率菫榱艘粋€可能的民辦學校就讀名額，家長無論如何都會給孩子在完成課堂學習的同時，加餐一份——“家門口的好培訓班”。
然而，培訓班資源也有限。
“學而思”在家長圈里被譽為“奧數之王”，全國連鎖，證照相對齊全，但要在“奧數之王”里得到一個席位，非常難。
案例：李先生是一家企業的年輕高管，他說，“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報名，現在開學就四年級了，還沒給孩子報上‘學而思’?！?/span>
因為擔心孩子數學成績落后，他果斷報了一個家門口的奧數培訓班，“沒有什么資質”。聽說教委開始重拳清理培訓機構，李先生有些急了，“總共只有四分之一的機構有證有照，那么多的學生，你讓孩子去哪里學？考不上好學校，倒霉的不還是我們嗎？”
給培訓機構辦證，并非易事
《上海市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管理辦法》中顯示，民非教育機構需要符合《上海市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設置標準》。
標準這樣規定：
民非教育機構(非高等非學歷教育)應當聘任專職校長，校長年齡一般不超過70歲，應當具有3年以上教育管理工作經歷和大學專科以上學歷；
機構的辦學場所中實際使用的教學行政用房總建筑面積不得少于300平方米，并且教學用房建筑面積不得少于辦學場所總建筑面積的三分之二；
決策機構成員應當不少于5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人員應當具有5年以上相關教育教學經驗。
在一家在線教育平臺上，記者查詢到的“機構成員”中，幾乎所有機構都不具備上述資質，它們大多能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查到，為“教育咨詢”公司。根據規定，“教育咨詢”公司并不具備面向社會公眾招生的資質。
培訓始終與學業壓力“共存”
一名資深教育界人士表示，這種用“教育咨詢”公司打擦邊球的技巧，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都這么搞”。
比如，安徽合肥有一家教育咨詢公司，常年在上海辦英語培訓班，且多為加盟店形式。負責人表示：“我們是安徽的公司，上海管不到，可以放心”。
又比如，一家在上海注冊的英語培訓機構，有證有照，但它的培訓范圍，早就從原本的英語教學，擴展至學齡前英語聽、說、讀、寫加學齡前“漢語拼音”教育。實際上，在上海，即便是小學生，在一二年級階段，也沒有“寫”的要求，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明顯超綱。
如果完全按照教委要求的“有證有照、不拔高”的要求來限定，能“活”下來的培訓機構屈指可數。問題是，即便符合教委要求，得到認可“活”了下來，它也“活”不長，因為“家長不埋單”。
“家長完全可以去找那些私人補習班，幾百元一堂課，照樣可以拔高。”這名業內人士說，培訓機構始終與學業壓力“共存”，躲不掉也關不完，“今天關了這些無證無照、拔高課程的，明天它換個花樣照樣開門，照樣有人埋單?！?/p>
從目前上海教育部門的人力看，要整頓那么多的培訓機構，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推動整治可以促使培訓機構做的更加規范。教育部門提高教育培訓市場的準入門檻，會將無資質的小型培訓機構踢出市場，起到清理市場的客觀作用。同時，只要仍然存在課外培訓的需求，一旦教育培訓市場的準入門檻提高，供給減少，就會出現價格變化來調節供需關系。
*來源： 中國青年報 記者：王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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