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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教培業就掀起第一場整治風暴。2018年1月1日起，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出臺了針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的管理辦法，梳理教培市場亂象，查處教培行業各種違法違規行為。這是自去年全國各地集中整治教培市場以來，又一波整治風暴。

整治的一大背景，是新《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出臺，這要求整頓既有的教育機構，在關停并轉中實現優勝劣汰，實現合法合規和轉型升級；而另一大背景則是中產崛起和優質學位供給不足的矛盾。

“減負”將成為今后幾年的總基調，整頓教育培訓市場將在2018年擴展到全國各地，這也將成為眾多業內人士的共識。

• 1月18日，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關于切實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指導意見》，20條意見具體涉及了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課程管理、作業管理、作息安排、補課要求、考試評價、教輔管理等重點工作。

  
  

• 嚴禁教師布置懲罰性作業。要求教師認真批改作業，不得要求家長批改、檢查教師布置的作業并簽字；禁止學校通過家長微信群、QQ群等任何形式公布學生的考（測）試成績和名次，要求學校采取“等級加評語”的評價方式。

  
  

• 2017年12月29日上海出臺了規范民辦培訓機構的“一標準兩辦法”，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實施。在“一標準兩辦法”出臺前后的2個月內，上海多個“大杯賽”被市教委取締。

  
  

• 2月27日，為進一步規范學校辦學行為，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保證中小學生充分睡眠時間，確保有關要求規定落實到位，貴州開展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作息時間專項檢查 為全省中小學生減負。

  
  

• 狗年春節過后，新學期開學之際，浙江、黑龍江都相繼明確規定，中小學生早晨到校時間往后推遲，黑龍江還對課后作業量做出了要求，確保小學一、二年級不留書面式家庭作業。

  
  

• 2018年02月27日，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教育部新聞通氣會上表示，將全面開展拉網式摸底排查，堅決治理一些校外培訓機構存在的“有安全隱患、無證無照、‘應試’傾向、超綱教學”等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6類突出問題。

  
  

• 近日，教育部辦公廳等四部門印發《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明確要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出現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嚴肅處理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后到校外培訓機構講，并誘導或逼迫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等行為，直至取消教師資格。

2017年4月，《中國青年報》上的一篇探討日本減負的教訓的文章被選為人民日報內參用稿。原文章的題目是《日本基礎教育減負教訓值得借鑒》，文章中有理有據的深度揭示和解析了日本減負后的變化和情況，值得深思。

1. 日本為啥“減負”？

簡單說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民眾對教育的訴求越來越大，經濟條件優越的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導致的高強度的學習壓力產生了質疑，當時日本政府就這個問題做了深度的討論和調研，但減輕學業負擔、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呼聲甚至成了政治上的關鍵問題，最終“減負”于1976年年底開始實施。

2. 日本怎么“減負”的？

沒什么特殊的辦法，總結起來也就是少學東西、少上學、少考試，按要求要“寬松而充實”，孩子們也都玩得很充實。

3. “減負”的實際效應是啥？

（1）公立瘦弱，私營肥滿

私立高中迅速崛起，學費昂貴但成績頗豐，公立都在減負，私立沒有；全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也從12.0%、16.5%到23.6％，節節攀升。

（2）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

“減負”絲毫沒有減弱社會的競爭，“減負”政策并沒有遏制中產階級教育支出的比例，從1970年開始節節攀升，整體家庭的教育負擔不光沒降低，反而增加了。對于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擴大了不公平。

（3）國民學力顯著下跌、教育負擔抑制中產階級生育率

顯然，整體學生的學習能力在持續下降，日本老師一樣說“孩子一屆不如一屆”，同時，過大的教育負擔讓中產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對社會發展并不利。

（4）年輕人缺乏競爭力，學歷嚴重貶值

被“減負”影響的日本學生中有57.7%都討厭這樣的“寬松一代”。而在社會各個階層的調查中，“缺乏常識”“缺乏教養”“缺乏溝通能力”、“缺乏忍耐力”“缺乏行動力”“缺乏抗壓能力”“優先考慮自己自私自利”“工作中一直被動等待缺乏主動性”等成了日本“減負”一代的普遍標簽。

4.日本正式取消“減負”

2008年開始，小學課本增加25%的頁數被視為轉折性標志。2016年5月10日，時任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宣布，日本將實行“去寬松教育”，朝著“教育強勁化”的方向發展。

中國真正開始落實減負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

這份規定簡單來說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級不留書面作業，二、三年級每天課外作業量不超過三十分鐘，四年級不超過四十五分鐘，五、六年級不超過一小時”，“要同家長配合，保證學生每天有足夠的睡眠”。

仔細算一下，咱們國家中小學減負的路也已經歷有17年之久了，為什么孩子和家長的壓力不減反增，值得我們思考的。

中國的“減負”之路走到今日，一直面臨著困境：家長和孩子的壓力不減反增，這是為什么？家長和孩子的負擔到底在哪里？

“燒錢式”教育的背后既有炒作，更有家長的焦慮。一位家長以博弈論解釋家長們爭相”燒錢”的怪圈。

譬如校外補課，教育部門呼吁減負，對于家長及學生來說，選擇有以下三種：

• 如果所有人都減負（合作），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 其他人減負你增負（背叛），你將取得相對優勢；

• 其他人增負你減負（背叛），你就會處于弱勢地位。

權衡利弊后的家長有可能選擇合作么？絕無可能，只有互相主動增負。

中國這17年走過的路跟日本沒有任何區別，減掉的所謂的“負擔”統統都被課外班和回家的努力補回來，家庭教育支出壓力越來越大，經濟決定的教育不公平越來越大，17年的時間孩子們其實沒有過一天真正“減負”的日子，而傻乎乎真的跟著“減負”的孩子，最后全部都在現實面前傻眼了。

教育部門長期以來推動中小學生減負增效，但“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成為新問題。

據統計，2016年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輔導機構教師約700萬至850萬人。我國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約占全體在校學生總數的36.7%，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達70%。

目前看來，現在的孩子們，很多課外時間，都被各種補習班占去了。不久前杭州市“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案做過這樣的抽樣調查，周末不上補習班的小學生，不到10%。周末培訓班超過3個者，多達四成以上。很多孩子甚至每晚都有補習班。我不在補習班，就在去補習班的路上，成了不少孩子們的日常。讓孩子們睡個踏實覺，更要為孩子們減減負。

“減負”只改變了表象的少學、少考、少作業，但是中高考不變，名校不變，社會分層不變，選拔制度不變，家長一旦認清了現實，從現實出發，在辛苦的學習和燦爛的未來之間，家長做出了“增負”的“理性”選擇，艱難而又決絕。這種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是家長真實的寫照，也正是減負工作無意義的根本。

喬布斯曾因退學為人津津樂道。然而，當年的喬布斯，退去的只是學籍，而非真正退出學校。擺脫了學校里必修課的束縛，他轉而把自己滿腹精力，投入到自己最感興趣的課程中。他甚至選修了書法課，這些早期打下的設計靈感，后來出現在漂亮的蘋果字體中。書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喬布斯傳》這樣發問道，“在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時候，該做些什么？”

喬布斯退學，這當然是極端個例。然而，從這種自我“減負”中，我們至少可以獲得這樣一些啟示，當孩子們像趕鴨子般，被從一個又一個補習班、興趣班中趕進趕出，對孩子來說，是真的有所得益嗎？

十九大會議期間，參加十九大的教育界代表對校外補習過重表示焦慮，教育部陳寶生部長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接下去的工作重點要去解決義務階段的“學校減負，校外增負”的情況，真正有效解決學生負擔過重問題。

消費升級帶來教育升級，時代變化帶來教育培訓轉型，校長們是時候考慮如何轉型升級了！

減去那些躲藏在住宅樓里不規范的與安全性低的小作坊培訓，減去那些只有商業運作而無教育內涵的重復性的同步學習，家長對于子女的社會教育負擔才會合理且理性，孩子的課外教育負擔才會多彩且快樂，教培業的發展才能回歸教育本質。

對于培訓機構來說，“課外減負 ”減去了我們“揠苗助長”的功利心，多了我們為國家及民族做點教育實事的教育心，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隨著各地一波高于一波的整頓教育培訓行業的新政策出臺 ，未來十年中國教育培訓業會出現三大趨勢：

• 一是市場逐漸規范，新法中給了教培機構可贏利的明確 身份，同時也會在“有質量”的高要求下規范市場，教培業不再野蠻生長，小攤子、小作坊將逐漸被淘汰；

  
  

• 二是素質教育紅利時代到來，在政府大力推進公平教育與高考多元錄取政策下，再加上新時期家長對于孩子素質全面成長的新訴求下，應試教育的紅利逐漸消退，素質教育迎來紅利時代；

  
  

• 三是教培業從市場驅動轉向產品驅動；伴隨消費升級大潮，家長對環境、教學及服務品質要求高；市場手段效能逐漸減弱，對產品、服務要求提升，行業開始重視內部教學及服務。

面對教培市場逐漸“規范”的大趨勢，教育培訓市場“優勝劣汰”的行業洗牌已悄然展開，你的機構，準備好了嗎？